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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富阶层闯入艺术圈，在完成了财富及消费体验后，却找不到终极归属感。不能在社会上自成一体，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领袖，但在财富上和知识上都达不到，因此，他们有一种不上不下的虚无感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喜爱文化或艺术，但骨子里仍是商人，很难被称为收藏家。

2014年11月，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以约合3.7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得梵高油画《雏菊和罂粟花》。

随着资本介入当代艺术，大批新富阶层闯入艺术圈。王中军1.8亿元买毕加索，又花3.7亿元买凡·高，刘益谦10.84亿元买莫迪里阿尼……追溯到2008年艺术市场高峰时，几乎遍及各个领域，如证券、房地产、煤炭、IT、外贸、医疗、影视、电信、媒体等。新富阶层涉足当代艺术主要是为了购买或经营艺术，通过购入艺术品使资产保值、增值，甚至用来洗钱。但商业目的或喜爱艺术并不完全是初衷，从大的背景看，还有时代的精神原因。比如，对形而下的娱乐生活产生审美疲劳，精神上寻求上一个台阶，这个台阶即当代艺术。

财富到手后，新富阶层第一阶段的消费生活大都是夜总会纸醉金迷、出国旅游、找小秘或投资娱乐圈，一段时间后，有情怀者会感觉这种生活也没啥意思，娱乐圈情义淡薄。相对而言，艺术群体倒有一些精神含量，购买艺术品本身还是一个投资游戏，这是不少新富弃娱乐投入艺术的一个原由。

2015年11月9日，刘益谦以约合人民币10.84亿元买下莫迪里阿尼作品《侧卧的裸女》。

寻求一种社会寄托，可能是更深层的内因。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后，新兴阶层进入当代艺术圈后，有些人发现这是一个临时寄托的社会空间。当代艺术圈是一个江湖，但它也是一个民间自主、自由竞争的社会。它遵循市场经济，在观念、市场销售、艺术交流上比较国际化，参与者的江湖地位则是由个人魅力和才华决定的。这让一部分崇尚个性并有情怀的新富有了归属感。

近十年，我跟新富们多有接触，由于性格及众多因素，他们在当代艺术圈的人生亦像一出“浮生记”。我1998年到北京，2000年在成都的上河美术馆策划了“转世时代”展览。馆主是出身于建筑师的地产商陈家刚，他将售楼处改成美术馆，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三大民营美术馆之一。那时所有艺术大腕都围着他吃饭，我还曾旁听他与潘石屹高论如何统一地产江湖。但数年后，项目破产，那些围着他的人也不见了。他倒洒脱，拿起照相机做起了艺术家。

2003年我在炎黄艺术馆的环碧堂画廊策划了“青春残酷”展览，画廊主是李国盛，工人出身，从1990年代初倒邮票开始，然后炒股票、期货、明清家具、古玩、地产，完成了资本积累。老李后来对艺术圈逐渐了解，有次跟我聊天，说批评家收入太少了，与所作贡献不对称。在市场火爆期，他抱怨一些70后画家不讲情义，落魄时要求画廊包销作品，等做出了市场，又要单飞。过了几年，听说老李在澳门赌博输了很多钱，抛掉了不少手中的作品。后来，有一次在华威桥的古玩城旁碰到他，老李说不做画廊了，准备干老本行古玩。老李其实不太懂艺术，他一生都在倒货。

这些年打交道下来，发现新富阶层并无幸福感。在完成了财富及消费体验后，他们找不到终极归属感。不能在社会上自成一体，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领袖，但在财富上和知识上都达不到，因此，他们有一种不上不下的虚无感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喜爱文化或艺术，但骨子里仍是商人。因为在自己的圈子里做惯了老板，所以他们没有艺术圈的那种平等意识。比如参加饭局，有些人尽管面子上跟艺术中人混，但看得出来不爽。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人奉承，一旦在饭局上不以他为中心敬其三分，他们会很难受。

不少新富商经过长期的商战训练，已设计出一套模式，保证他们能将任何事情纳入其商业，并保证不吃亏。要他们哪怕赞助学术几千元都不愿意。比如据圈内人士透露，上海某知名民营美术馆馆长出手购买艺术品可以花几个亿，但请专家讲座却为几百元钱讲座费讨价还价不休，真真让人匪夷所思，想想也正常——学术中人如果对这些暴发户们心存幻想，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。这些暴发户们即便拥有太多的“艺术品”，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收藏家！他们幸福吗？其实有时觉得，他们在精神上是很可怜的一群人。